“……王斐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沉溺于今天的富足与无虑，而是将目光转向了700年前的历史转折点……王斐的艺术，具有某种历史的深度感与精神上的敏锐感，也可以说王斐在文化与精神层面具有他的同代人所少见的早熟与深沉，他以仪式化的偶像塑造，更加突出了现代人的缺席，从而在一种优雅的方式中，将沉重的历史性反思转化为一种欲说还休的无言之痛。在这种极度个人化的形式表达中，通过奇诡的形象表达转移自己与现实世界的难以忍受的精神冲突……”
　　作为青年艺术家的王斐是清秀内敛、沉静谦和的，但是他的作品却表达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壮怀激烈和诡异沉郁，在血色残阳下的猎猎山风中，王斐的作品表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想象性世界。在一种具有中国传统绘画线条基因与装饰性的表达模式中，王斐引入了浪漫主义的狂想与超现实主义的怪诞。以一种流行艺术的方式表达了历史性反思的沉重，以一种偏执的主观性造型表现了一种与决不与时代妥协的文化理想。
　　王斐画中的人物，密密麻麻蜷伏在巨人的峨冠宽袍中，如同北魏佛教造像，但少了几分端庄宁静与超脱，多了若干巴洛克式的动荡与激情。这其实是一个具有血缘意义的民族谱系的神话意象，活着的子孙所具有的沉睡漠然与死去的先人的天崩地裂的激动魂灵适成对照。
　　且看王斐如何阐释他的艺术理想：
　　“我们如何在当代面对中国人的民族精神的自画像？试图追问文化血统的图腾信仰与当代人精神认同，成为我心中神话时代与消费时代的较量。我希望自己能够独立的完成对历史的守望和对现实的反思与叙事，思考如何将中国人700年前失落的古典气质再次附体在当代人反思历史的集体面孔中去，我所思考的是怎样在当代重新塑造民族的精神图腾与集体的人格图像。连接现实与历史，是我一个人的战争。”
　　我于是想到西班牙的高迪。那位高贵而天才的建筑家，以他的奇思妙想，不倦地探索人类精神的图腾，用现实世界的朴素材料，创造着五彩缤纷的精神天堂。在巴塞罗那这座充满热情与浪漫的城市上空，高迪的灵魂自由地在飘荡，用他那直指天空，百年仍未完工的圣家族教堂，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班牙民族的精神与理想。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塞万提斯广场中央，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静静地坐在阳光下，唐吉诃德，他笔下的英勇骑士，永远无畏地挥矛指向远方。侠客与骑士，东方与西方，冷兵器时代的武士，具有不同的追求与理想。
　　王斐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开放交流的时代，一个信息过度泛滥的时代，他不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坦然地享受着前辈提供的充足的物质，在电脑与游戏前度过青春时光。王斐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沉溺于今天的富足与无虑，而是将目光转向了700年前的历史转折点，更进一步向先秦两汉追寻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回望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锦绣文章。如他所说：“穿越历史的叙事是我关注当代中国人尊严的精神角度，历史记忆将是我现实情怀的反思之地。中国人的精神面孔在我的绘画中要被重新塑造。自古常有少年愁。历史的神秘唤我敬然守望，现实的轮回诡异令我畏然忧患。”如此少年已识愁滋味，在对历史的回望和民族的忧患中获得一种刻骨的“耻感”与铭心的“痛感”。
　　王斐将自己对于历史的解读，定位于“衣冠”与“礼仪”。在他看来，衣冠之人，就是汉人君子，是民族精神的担当者。他笔下紧咬牙根的人物面孔，在他的绘画中成为王斐的灵魂自画像，渴望那些想象中的战争，流露出项羽刘邦式的英雄野心。王斐笔下的武士，不是衣锦荣归的英雄，而是虽死犹荣的鬼雄。所以王斐的画中透着几分杀气，几分鬼气；几多孤独，几多悲凉，“……敛衣凭栏，冷眼看夕阳……”
　　所谓仪式，通常被定义为事先规定好的程序系统（在宗教或其它领域）。仪式为人类社会的某一群体创造了某种生活的秩序感和等级感，从而使这一群体内的人获得了某种确定自我身份与位置的方式，也就是说仪式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一种可以把握的现实，据此，我们可以将仪式视为人们将某物（空间、地位、身份、权力）据为己有的一种手段。例如某位国家的最高领袖去世后，继任者通过主持最高领袖的葬礼或追悼仪式，获得某种继任人的合法性。（苏珊娜·普雷斯顿·布莱尔：《仪式》，罗伯特·尼尔森、理查德·希夫主编《艺术史批评术语》）
　　从宗教活动到与政治、社会、性、经济和其他领域相关的活动，仪式的象征意义各不相同。仪式从日常的转变为多年的，从简单的姿态转变为复杂的表演，从瞬间行为转变为持续多年的过程。有些仪式延续了几个世纪（如西方人的见面握手和新年到来之际的欢呼）。有些仪式作为铭记重要事件或思念的方式被创造出来。同样，仪式也很容易被人遗忘。普通生活和特殊事件都受仪式的束缚。仪式必定受到文化和时间特殊性的严格界定。而且也的确要将其放在特定的信仰体系的核心处来理解。仪式普遍被视为提供了将信仰主观化并使其变得“真实”、“个人”的一种手段。通过仪式，人们才有可能将自己与某种先辈的精神文脉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得自己的身份与位置，进而确立自己在文化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存在。
　　近20年来，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高度发展，许多传统文化礼仪在遭遇了西方文化的渗入后，渐隐渐远；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民族历史的关注又空前高涨，易中天等人对于历史的重新解读，电视中历史剧的持续热播，乃至大学生中对于汉服的热情，各地区民族节日礼仪与的恢复演绎，对炎黄二帝的公祭和族谱祠堂重修，反映了一种潜在的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民族寻根意识，这是中国经济和平崛起国力强大后必然会伴随的民族复兴潮流。难得的是，在21世纪初王斐这一代青年中，又一次出现了20世纪初李大钊、毛泽东那一代人所具有的少年中国的血气豪情与指点江山的英雄壮志。
　　可以看出，画家不仅为自己笔下的人物而激动，更为自己心中对历史的追忆而激动。英雄惜英雄，王斐在心目中已经将自己列为视死如归的战士。战士自有战士的尊严，那就是为理想而战，为民族而战，为祖辈的光荣而战。由此，王斐在画布上而不是在电脑游戏中，在历史的追溯中而不是在现实的冲突中，完成了他想象中的战争。历史、神秘、古典、尊严，可以看作解读王斐绘画的几个关键词，他以此作为思想的基点，在不断的反思中追寻中国人的精神历史，感受民族的荣辱，从而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
　　王斐的艺术，具有某种历史的深度感与精神上的敏锐感，也可以说王斐在文化与精神层面具有他的同代人所少见的早熟与深沉。他的绘画在形式转换与成熟上相当地迅速，从2004年《踏奴亭》、《城破》、《焚》、《野兽出没》等具有日本浮世绘特色的转型期的怪诞想象，很快转向具有哥特式神秘感的《重生》及面具化的《王者孤独》、《山顶猎猎风》，并且迅速形成了他的基本人物造型，进入一种样式美学的系列化的表现风格。样式主义是美术史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在历史发生剧变时期的艺术反映。“样式主义表达了一种危机、剧变与焦虑”，它通过矫饰化的手法与重复性的构图，表达一种不无偏执的文化态度，通过神话、戏剧和悲剧的方式，来表达向历史的敬意和复归的愿望。这是一种非主流的，与叛逆者的思想有关的文化类型。意大利著名艺术评论家奥利瓦指出，样式主义的绘画中的形象是根据喻意的规则来构造的。通过描述痛苦来使痛苦形式化，使形象在仪式化的风格重复中，突出作者的执著观念，依靠语言的喻意，强力改变个人在精神上的孤独感。由此，我们也可以将王斐的创作，视为他个人的一种自我拯救与自我确认而非一味地成为民族集体形象的再现。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自己与民族的精神文化相沟通，获得一种归属感，并且通过夸张的怪异形象来释放情感。在《殇汉服》中，王斐以仪式化的偶像塑造，更加突出了现代人的缺席，从而在一种优雅的方式中，将沉重的历史性反思转化为一种欲说还休的无言之痛。在这种极度个人化的形式表达中，通过奇诡的形象表达转移自己与现实世界的难以忍受的精神冲突。
　　当然，王斐在思想上的深度和对历史文化的敏感，还有待于找到更加充分匹配的技术性语言，这在他的文采斐然的文字写作和尚需成熟的视觉表达上可以见出。王斐在构图方面已经获得了某种宏大叙事所需要的深远透视与崇高对比，在色彩与笔意造型层面仍然面临着更加贴近主题与观念的任务。王斐还十分年轻，他有着充分的时间和条件使自己不断成长，将难以自已的少年情怀，转成更为深厚宏大的历史交响。